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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沈侃的作文无疑是文学向前发展的结果，虽说一直在努力学习四书五经，但他并不愿被彻底同化。

    如果说穿越在明朝初年或是清朝，显然他的坚持是行不通的，必须与光同尘。幸运的是在即将要长期罢工的嘉靖年间，现在是一个充满进步与守旧、启蒙与顽愚、思想解放与钳制的时代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经济发展使得人的个性开始觉醒，不少读书人开始张扬个性，追求人本意识，追求物欲财利，这些都会反映在小说中，对思想的探索，财货的追逐，动辄大肆描述男欢女爱，情情爱爱等等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中央集权始终在加强思想控制，儒家的一统天下，使得几乎每一本小说里都是理学观念浓厚，伦理说教明显，也有少部分格外离经叛道的，所以社会上禁欲主义和享乐之风并行。

    真正白话小说的崛起，还得等到清末民初，因为外部内部的环境，简直就是一场革命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嘉靖朝的言论环境和八股文上头，比之清朝无疑要好得多，清代真是到了奇葩的程度。

    曾几何时，沈侃一边在努力学习古代文化，一边也不放弃后世的习惯，他渐渐发现，现代文学放在古代并非就像文盲一样，恰恰相反，有着非常多的优点。

    与其追在古代文人的后头，辛苦的附庸风雅，反不如融合之，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文范。

    反正得尝试不走寻常路，不然，用古文太难出头了。

    就像白话小说一样，起初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，为士大夫所鄙夷，乃是末技小道，但是不管遭受到多少排斥和嘲笑，白话小说仍然有强烈的社会需求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，尤其是宋代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，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，白话小说好像转眼间就壮大了起来。

    沈侃不是无的放矢，他观察多了，发现了这个趋势。

    历史上确实是在嘉靖年间，突然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文人似乎集体看好本认为俗而又俗的白话体裁，不仅仅评论，还大量的参与创作，比如著名的“三言”“二拍”。

    沈侃应该感谢阳明心学，正是因为“心学”的崛起，主张人皆可以成为圣贤，用俗的形式才能达到化俗的效果。阳明先生对于俗的重视，使得文人有了思想依据，作者由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，渐渐上升到了大文人。

    单单沈家来说，日后就出现了好几位戏曲小说方面的大家。    笔趣阁手机端    http://m.biquwu.cc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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