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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，将山林池泽重新收归国有甚至皇家所有，原占据者若为单家。则直接没收，若为世族，则暂准继续经营，但要将获利的四成输入官库或者内帑。

    二，课商贾以重税，从而避免农人往操“末业”；各地工坊亦同此例，工人有技术的编为匠户，世代都不准转业，无技术的勒令限期还农。

    三，结束郑学尤其是“是学”的官方地位。允许百家争鸣，举凡郑学别流、别家之学，甚至今文派，全都可以在太学授课。教育官宦子弟。沙汰太学生，学习成绩不佳或者出身商贾、工匠者，一律清退。

    四，此前规定身份制度，使御史巡行各州郡，多有宽纵。今当命秘书、门下吏出刺，从司隶开始，逐一清查逾制者，并督查对前两条政策的执行情况。

    崔琰新政的目的，主要是两点：一是轻工商而重农事，恢复千余年来农业为本的社会模式；二是扶持经学世家，把那些寒门地主和工商新贵从统治阶层中清除出去，以保证政权的纯洁性。至于派秘书、门下属吏出刺，则为了督导新政的执行，同时插手御史台的监察权，也给亲信们一个历练和立功的机会。

    对于崔琰的政治倾向，曹髦多受其教，基本上是赞同的，但是不是应当那么快就出台新政，“拨乱反正”，他还拿不定主意，于是询问杨修。杨修也认为该当谨慎从事才好，对此崔琰回答说：“是令公重工商，不过以此笼络功臣勋戚耳，若久为之，则彼等势重，陛下必权轻，且士大夫侧目，将日以离心矣……”其实他所谓的“士大夫”，只是指经学世家，至于那些单家寒门出身的——我理你呢！

    “今令公势将不起，柱国亦病，护国在蜀，敢非议新政者，唯辅国耳……”至于曹德，本能地忽略了——“然辅国贪婪，人望亦轻，必无以挠也。但使中书议成，即可变政，无使延挨，使国家深受其害。是吾等为陛下铺陈道路，他日亲政，乃可坐观天下大治矣！”

    崔季珪巧舌如簧，最终还是说服了曹髦，于是诏下中书，并且曹髦按例再次前往听政，去给崔琰他们撑腰。此时朝中七相，郑浑、桓阶竭力反对，钟繇、鲍勋执中，陈群则站在崔、杨一边，于是最后的结果，一、二两条勉强通过。至于第三条，结束郑学的官学地位，除崔、杨外，却只有鲍勋投了弃权票，余四相全都反对。第四条使秘书、门下出刺，桓阶、陈群全都大加挞伐——“此御史之事，内廷无得逾权！”

    崔琰分辩说：“此非秘书、门下欲取御史之权也，陛下欲闻民声，故命使出巡耳。”皇帝想派几个人下去体察民情，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，这一点儿都不过分吧。最终在曹髦的支持下，决定由皇帝亲自委派包括中书、秘书、门下、御史四个部门的多名官吏出刺。

    而既然委任权落到了皇帝手中，那也跟被崔琰、杨修等人所掌控没啥两样啦。派出去的人包括秘书的申宗申仕谨、曲文曲墨封，门下的郝旭郝文君、孙琳孙宗昭、文履文子坦，中书的丁斐丁文侯、李休李子朗，以及御史田毅田仁卿等，总共一十三人，先分郡按查司隶和兖州。

    诏书一下，曹洪当场就怒了——我此前为是勋所劝，放弃了很多田产，把资金全都投入工商业，如今皇家说要收回山林池泽，好吧此亦历代传统，就算要缴四成税，我也咬着牙认了，但你对于工商业也课重税，还要我把工坊中没什么技术，纯体力工作的小工全都遣返务农？这是一定要我破产是吧？是可忍孰不可忍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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