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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丁旭长松口气，虽然早就知道结果，但亲耳听见还是真正放松下来。

    第二天下午一个像运-12那种没有座椅的德国大螺旋桨货机落地机场，大家开始排队撤离。

    在机场我看到大使馆的武官，在跟德国军机的负责人聊天握手，然后三个士兵躺在担架上，被一个一个地移到军机上面，固定在机舱的尾部。

    我很高兴，自己也算是为祖国的战友做了一些事情。

    后来我们先是撤离到乌干达首都，然后转机回德国。在乌干达的首都，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，庆幸所有人都逃出生天，大家一起跳到半空中，合了一张影。

    回德国后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每天晚上都在重复做同一个噩梦。在梦里，无数的炮弹在我们周围炸开，我们四处躲避，我发现自己跟所有人都走散，最后一发炮弹啪地在我身边炸响，把我炸醒了。

    那段时间觉得自己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甚至在街上听到气球爆掉的声音，都会下意识地蹲在地上抱着头。回到德国的生活常常觉得有些不真实。

    回德国的第二天买一杯咖啡，坐在市中心的广场，看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，有老太太在遛狗，有一个父亲怀里抱着他的娃，逗他的孩子笑，阳光打在地上，每个人嘴角都洋溢着那种平和幸福的微笑。

    以前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么可贵，但是从南苏丹回来之后，我就这样在广场上坐了一整天，看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，我觉得和平真好，和平真好。

    我和那几位共同经历了生死的同事还都有联系，他们都回到自己的祖国。把    7    月    10    日称之为    survival    date，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相互问候一番。

    现在已经回国好几年，目前在一家外企从事跟飞行救援相关的工作。虽然如今还是不太愿意回想那几天的经历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去战区，而且也会一直热爱飞行。

    “兄弟们听过津巴布韦吗？”

    “知道最牛通货膨胀是多少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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